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民悼念》画册出版35周年座谈会【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人民的悼念》画册出版 35 周年座谈会 ——Symposium on the 35 Year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Mourning" Picture Book Released 作
者：
吴鹏等
原发信息：
《中国摄影家》(京)2014 年第 1 期 第 60-67 页
期刊名称：
《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
2014 年 03 期
《人民的悼念》画册封面
参会嘉宾：吴 鹏 罗小韵 李晓斌 任世民 李树峰 刘 伟 张惠宾 李德林
时
间：2013 年 7 月 23 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字整理：阳丽君
1976 年 4 月 3 日，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纪念碑周围情景。吴鹏 摄
张惠宾：1979 年，由吴鹏老师和在座的各位老师一起出版了《人民的悼念》画册，到 2014 年 1 月，正好是出版 35 周年。这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后来人很多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在一些相关稿件中描述得也不准确。诸位都是当事人，最清楚那段历史。所以，我们今天把各位老师请过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请各位老师把当年的事情说一说。
吴鹏：今天杂志社邀请我们，说要做这个回忆《人民的悼念》画册的题目。凭我个性不想今天来此回首这个往事。跟晓斌、小韵、高强，有时会电话、短信简单问候一下，算是来往较多一些。跟任世民日常来往少，一晃四五年没见了。大家见面时没有“回顾往事”这类话题。有时，约个见面，一两个小时，过程中天南海北地聊，要散了还没顾上说起见面的事由。所以见面的时候，谈的大多是“现在进行时”，过去的事情很少去触及。当然，有时要被动地确认一下，碰一下头。此类事只在去年 7 月碰过一次面。因为某拍卖、某杂志涉及四五摄影，作者被冒名顶替，作品被署名错误，照片拍摄过程被歪曲历史胡编乱写。见面前约定，只谈 20 分钟，大家做到了。
说起 1979 年出版的这本画册，缘起、过程、结束，时间跨了两个年度。大家亲自去拍了照片，任世民在现场作过录音，加上经历或观察那一段历史的时间就更长了。面对历史，虽然某个人的经历有可能含有历史意义，但是仍然不能说是历史本身的全部意义。当年，我们几个因为有特定历史的共同经历，大家都崇敬周总理，还有摄影爱好的共同点。在这个特
殊的历史过程中，恰巧发挥了摄影的记录与社会功能。四五摄影是业余摄影爱好者们自发去拍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是自觉地去拍的照片。
当然也会涉及摄影领域的一个话题——纪实摄影。有人说纪实摄影从哪儿开始，或者从谁干什么事开始。这些，我觉得不符合历史，也不是符合学理的话题。不能说沙飞、小方等前辈先贤没有纪实的思想，那么人家拍的是什么？中国的社会纪实摄影，跟摄影者所从属的社会阶层，准确地说，是与所属的阶层和阶级的立场有关。在中国，从摄影的发展上看，立场与目的是始终存在的。沙飞他们是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至于说四五摄影的意义，我们这些人往往是最迟钝的。我们都不太愿意回溯往事，因为淡漠功利不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不喜欢制造定位。可能更愿意想想有什么教训与不足。
我们七个编者是必然地走到了一起。但是中间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小韵、高强不认识我，我可能没有机会参加编这个画册。当年召集人想给“四五”《革命诗抄》做些图片插页，图文并茂，烘托一下《革命诗抄》。现场诗歌配现场照片，在历史纪实的框架之下。给诗抄配照片这个事情我们热心支持，积极响应。算是后来编画册的前奏吧。
王安时、王樵裕在秋天就分头找过我们。第一次在任世民家聚，当时大家彼此还不熟。晓斌跟任世民、志平认识，我跟小韵、高强认识。第一次开会，召集者的议题是新编一本诗抄，32 开的书两个印张的图版插页。很快，我们认为，单纯给诗抄配图，大家就没必要聚在一起成立编辑
组了。我们更愿意编一本历史纪实的画册，就这么开始了。从这天一开始达成意向，一个星期后又在任世民家会了一次面。
李树峰：第一次见面是 1976 年？
吴鹏：是冬天，12 月下旬。
任世民：冬天。
罗小韵：你当时住在哪？
李晓斌：台基厂附近。
罗小韵：那你们两家离得挺近的。
李晓斌：我们两家离得近，骑车也就 5 分钟。
李树峰：当时，你以前就认识任世民吗？
李晓斌：我跟任世民、王志平在没做画册之前就认识。任世民跟张承志是同学，我跟张承志是同事，这样就认识了。
李树峰：当年四五时，你们拍照是各拍各的吗？
李晓斌：谁都不认识。
罗小韵：我和吴鹏认识，其他人不认识。是各拍各的。
李晓斌：拍照片时他们俩认识，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李树峰：第一次见面是在任世民家？
李晓斌：对。
任世民：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王安时和王樵裕，还有二外的童怀周，做了两本革命诗抄。做诗抄的时候，可能受王志平《国丧》的影响，萌发一个想法，是不是也做一个有关天安门的事情，就找到我，说能不能做个画
册，找一些人。先找的高强，吴鹏、小韵，串上了，我们这边，找到我，还有志平、晓斌，约好在我家开会。当时大家条件都不好，我们家大人不在，交通也方便，就在我家开了一个会。
后来说怎么弄这个事，王安时他们就找房子，找资金，我们通过社会关系找照片，洗照片。这样，在我家聚会了两次，高强是专业摄影，我们其他人是业余，主要编辑是吴鹏，我们是干活的，当时组织工作的还有王志平。后来，安政也进来了。
李晓斌：指定的负责人有两个人，一个是吴鹏，一个是王志平，但主要工作是吴鹏做的，王志平没做太多工作。科学院自动化所跟二外童怀周都出了革命诗抄，二外用的基本上是我的照片。二外童怀周跟历博纪念周总理的展览有关系，经常去，我跟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我跟王志平也是这种关系认识的。科学院自动化所跟二外童怀周两家的革命诗抄都很有影响。他们想再做点别的，就找到我们这些人。我们手里都有照片，再做个画册什么的。第一次在任世民家开的会。后来童怀周也参加了，童怀周也是做了组织和策划工作的单位之一。但还有很多具体的组织工作是王樵裕、王安时做的。他们跟小韵比较熟。我跟童怀周比较熟。后来他们跟我们都比较熟。我跟吴鹏还在二外住了一个多月。在画册编辑的过程中，我跟吴鹏住在二外语文教研室。我跟吴鹏，王樵裕、王安时，还有二外的老师来往得多些。最主要是两个人，对咱们关照最多的王樵裕、王安时。自动化所周末会给我们一次内部电影票。吴鹏的电影票从来不去，给别人，他星期六、日都在暗房洗照片。
李树峰：科学院自动化所主动来出版诗抄？是不是他们的人写得多呀？
李晓斌：科学院自动化所的都是知识分子，有爱国热情、革命理想，包括美院的教授，“四五”的时候写过诗和大字报，在“四五”表现得都很积极、很棒，也写诗，很有文化的一批人。
任世民：他们是有着革命理想的。他们在文革时经过锻炼，知道怎么组织，怎么弄，有组织能力和思考能力。我们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比较年轻，大家做这些事情也是冒着风险的，就说“干不干？”“干！”
李晓斌：开始都是地下的，1977 年、1978 年，四五运动还没平反呢。三中全会后才正式平反。这本书也特别有意思，比如题词，平反前我找范曾写过“人民的悼念”五个字，平反后找叶帅写的，当然就用叶帅的了。
吴鹏工作量是最大的，其次就是我了。
吴鹏：当时《人民的悼念》照片原稿有三套，一套发稿制版，我拿走；一套委托小韵保存；一套王安时保存。
张惠宾：吴老师介绍介绍编的情况，体例啊，文字啊，都是吴老师写的吧？文字量挺大的。
吴鹏：晓斌和小韵做了大量通联工作，小韵还管理登记底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和热心提供线索的人，晓斌联系的最多。高强提供办公室，以及暗房洗印放大、翻拍的技术保障。文字是我写的。
李晓斌：我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历史博物馆在 1977 年 1 月 8 日办了一个纪念总理的大型展览，王志平也是因为知道办了一个展览，于是把《国丧》送去，但晚了，所以展览没有用《国丧》中的照片。但是陆续有一些人知道了，比如历博的，我的同事，加上我的战友、朋友。我那有一些人关心这事。当时二外的革命诗抄，大部分用的我的照片。我跟晓韵负责前期组稿。组稿的方式都是找一些熟人、朋友，大家认识的，把稿子收集整理起来。当时挺严谨的，都写有借条，多少张。包括叶丹，我都写有借条，去还的时候，他去美国了。后来他在美国去世了。现在他还有一些底片在我手里。
1976 年 4 月 3 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情景。吴鹏 摄
罗小韵：你这工作做得很细致。
李晓斌：那时留底片都要写借条的。比如王立平，我们都认识。当时来不及等着照片放大，立平才同意把底片放在那里洗，洗好了他再拿回去。当时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是很重要很珍贵的。追查时，我在历博，把一些虚的拍得不好的都剪了交上去了，把好的留下来了。当时开大会，说有人交的不清楚，是剪刀绞下来的，这就指的我。我把好的留下来了。那时你在那拍照，大家都知道你在拍，可能有人揭发你。那时候能留下来，虽然没有平反，但自己认为是很重要很珍贵的。当时在组稿的过程中，除了认识的，可以不用借条，比如本来就是编辑组人员，如王志平，就不用借
条。个别如赵立业连底片都不给，人家是历博专业干摄影的，人家洗好了给你，提供的是照片。
罗小韵：还翻拍了。
李晓斌：翻拍照片，120 胶卷 6×9 的，干了许多天。
任世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有时候要接待很多人。
李晓斌：组稿的工作结束之后，分工就比较具体。放大照片，吴鹏、高强负责彩色照片，开始时我跟小韵负责黑白照片。画册工作持续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1977 年 12 月到 1979 年 1 月。
1976 年 4 月 4 日，天安门广场抄录诗词的人。罗小韵 摄
罗小韵：到正式出版。
李晓斌：从咱们认识到画册出来，得有一年多时间。
罗小韵：那有一年多。
任世民：1978 年，差不多 1 年。
吴鹏：在印刷厂差不多半年。
李晓斌：从发稿到出书差不多半年。1978 年三中全会以后正式平反，才有了 1979 年正式出版。安政是后来，工作开始以后到科技局去的。还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安政来了之后，是我跟安政，还是跟吴鹏，去人民日报社拿相纸，拿了五盒 10×12 的，那时可高兴了。那会儿都是我跑腿，咱是当兵的，干活的。吴鹏是指挥。
李树峰：那时参与画册的作者一共有几十个人？
李晓斌：作者可多了。
罗小韵：书上署名一栏的标题，叫“摄影及照片提供者”。
吴鹏：王安时他们在想编照片很多的一本诗抄的酝酿阶段，李东东、刘小军都热心这个事情。好像王安时、王樵裕是李东东介绍给高强的。李东东介绍了罗小韵，他们当时不认识我，高强提的我。高强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的时候，大约是 1977 年的九、十月份。
李晓斌：这张合影照片是 1978 年 2 月在科技局的资料室，用三脚架自拍的。这张照片大家都有。
任世民：真是不堪回首。
李树峰：最后出版的资金是哪出的呢？
吴鹏：先是科学院自动化所筹措。一开始外文印刷厂许诺可以先出书，后结账。当时厂长是邵厂长，生产科长是孟宝根。以前的财务手续很严格，不可能做一件事情赊账。当时好像听说彩色部分的制版就要 2 万多元，感觉是天文数字。那时没有说随便打折的，但会想方设法改革工艺帮你省钱。自动化所承诺印完后，多少天内付账。那时都靠介绍信，相当于合同。但后来就有了变化，到 11 月下旬形势突变。中央工作会开会期间，有些消息传到社会上来，形势就急剧变化，风闻“天安门事件”要平反。
我们也没有过高的期望。我们只是在做一件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善始善终的完成了。变化在于一些正式的出版单位主动找我们。如外文出版社想接这本画册，中科院的出版社，还有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都联
系过想出版这本画册。起初，外文出版社认为这个事基本是铁定的，因为在外文印刷厂制版、印刷呢。最后是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最后到了北京出版社呢？是因为编辑组成员安政。安政的妈妈樊亢是北京出版社总编辑。安政当时已在中国科协上班了。有一天他找到我，说去他家，他爸妈想跟我聊聊，可能是关心画册的编辑情况。那是 12 月上旬，差不多晚 9 点了，樊总编辑回来了。她边吃饭边对我讲，希望画册给北京出版社出版。接着讲了北京社的历史，着重讲了文革变故和重新恢复出版业务的情况，希望我能了解信任北京社。她说，“四五”发生在北京，北京社有责任有义务出版记载“四五”历史的画册。她接着说，北京社也定了出版画册和诗抄的计划。如果《人民的悼念》不在北京社出版，也要组织人力编一本，只是会很遗憾，因为时间紧赶不上 1 月 8 日纪念周总理了。还说，那样的话，也会请你们提供照片，协助我们。让我感动的话还有，樊总编辑讲，她回家前社里开会研究画册的事，北京社的态度是充分信任你们，如果在北京社出版，画册的文字一字不改、照片一张不换、装帧设计一丝不动，你们的成果原样保留。我回答说，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她说，其他人的工作有把握，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我明白了，她的讲述是在晓以大义。过后才知道，安政的妈妈还是经济学家，以前在人大经济系，是讲课的教研室主任。我表态，谁出版都没意见。她说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其他人工作我们做。安政家跟王安时、王樵裕他们很熟。当时唯一的顾虑是吴鹏不同意怎么办？不是说我有多大的权力，主要是不想挫伤
我。就这样，几天后北京出版社接手了，也没任何资金问题了。因为画册篇幅较大、作者众多，北京社还以这本画册作为恢复稿费制度的样本。
我也是边干边学，边编边画版式，边发稿。外文印刷厂的师傅们教我许多专业知识，诸如胶印、凹印照相制版对原稿的不同要求，修版、晒版的方法，纸张、油墨特性与印刷工艺如何配合等等。在《解放军报》排版文字稿，赵易亚前辈总是领着我边捡铅字边讲解排字排版要领。李东东指导我如何校对文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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