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雷雨》两版本比较及成因研究（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雷雨》两版本的比较及成因研究 ——Comparison and Causes of the Two Versions of Thunderstorm 作
者：
董建雄
作者简介：
董建雄，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浙江 湖州 313000
原发信息：
《潮州师范学院学报》(湖州)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 62-67页
内容提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品修改潮中，曹禺对《雷雨》的修改以幅度之大、改版之多引人注目。经比较，建国后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人物政治属性方面，也涉及性的描述。连同其他的修改，1957 年修改版与 1936 年版的差异达四千多处。究其成因，一方面建国以后新的文艺准则的确立、文学评论的泛政治化等时代因素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曹禺敏感谨慎及重于自保的性格因素影响也不可忽视。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是《雷雨》修改的根本原因，这种原因使《雷雨》成为修改潮的代表而具有了典型的时代特征。
Comparison and Causes of the Two Versions of Thunder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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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曹禺/《雷雨》/版本/性格
Caoyu/Thunderstorm/Version/Character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6 年 10 期
中图分类号：I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6)05-0062-06
曹禺的《雷雨》以其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缜密而富有凝聚力的结构、错综强烈的戏剧冲突、性格饱满直指灵魂的人物，标志着中国话剧进入了成熟阶段。其后，《日出》、《原野》等作品相继问世，不仅确立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揭开了中国话剧全新的一页，使之获得了与小说、诗歌、散文并驾齐驱的文体地位。然而，在以后漫长的创作期中，曹禺并没有保持其创作势头，除了《北京人》，曹禺的创作总体呈下滑趋势。至建国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其戏剧魅力几乎消失殆尽。对此，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本文试图通过《雷雨》1936 年版与 1957年修改版的比较，探寻曹禺心路历程及变化轨迹，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性格因素，以期窥管见豹，更准确地理解曹禺，并为更全面地感受同代作家的情感与创作提供一个切入点。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对自己出版于建国前作品的修改再版小高潮，其中尤以原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为甚，如老舍、巴金、茅盾等。在这波涉及范围极大的浪潮中，曹禺也是逐浪者之一。据现有的资料，《雷雨》从诞生至今，共有六个不同的版本：1934 年发表于《文学季刊》的最初版，1936 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版，1951 年开明书店版，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57 年、1959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这六个不同的版本，每一次出版都有或多或少的修改。但从修改的频率看，确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高，六占其四。
本文采用 1936 年与 1957 年两个不同的版本对《雷雨》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作为初次出版的单行本，1936 年版既具有本初定型意义，同时，在曹禺去世以前最后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雷雨》，又回归到这个版本，具有最终的定型意义；二是 1957 年版在建国后四次修改的版本中最具典型性。1951 年开明版《雷雨》在作了重大修改后，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作者自己也不满意，所以 1954 年的人文版又基本回到了 1936 年的版本。1957 年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曹禺又对《雷雨》进行了修改。1959 年，在此基础上作者再次进行大规模修改，而这个版本同样因为其趋时性，随着文革结束后《雷雨》回归，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修改。比较而言，1957 版在建国后的四次修改中，相对既不是最激进的，又不是最接近于 1936 定型版的一个版本。
经对 1936 版与 1957 版对校统计，发现后者共修改 4091 处(以单句为统计对象，出现 1 处及以上次数均作 1 处计，其中，提示中人物姓名的改变不计，如“鲁大海”→“大海”；因 1957 版完全删去了 1936 版的序幕与尾声，不计；“序”，不计)，其中第一幕共改 1129 处、第二幕832 处、第三幕 709 处、第四幕 1421 处。从内容分析，与 50 年代众多的修改版大体相同，《雷雨》的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涉及人物政治属性的修改，二是涉及性的描写的修改，而出于艺术锤炼和语言规范性目的的修改占比则非常低。
关于涉及人物政治属性的修改，突出表现于周朴园与鲁大海两个人物形象。
考量对周朴园及与周朴园相关内容的修改，文字的量上并不大，但都涉及到对人物的理解及政治属性的定位。最引人关注的，是第一幕中周繁漪与鲁四凤的一段对话，作者直接作了定性的修改，1936 版台词为：
鲁四凤：“老爷在书房里会客呢。”
周繁漪：“谁来？”
鲁四凤：“刚才是盖新房子的工程师，现在不知道是谁。”
鲁四凤：“刚才是警察局局长，现在不知道是谁。”
同时将“这两天老爷天天忙着跟矿上的董事们开会”改为“这两天老爷天天到省政府开会。”
为了与修改后的人物特性相一致，周朴园的其他方面的台词、舞台提示也被相应地修改，如将“老爷还是那样。除了会客，念念经，打打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改为“老爷还是那样。除了会客，出门，在家里一句话也没有说。”第四幕，将周朴园“(悔恨地)侍萍，我想你也会回来的”的台词提示改为“(冷冷地)”，删去“(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结尾，对鲁大海的离去，删去周朴园的以下台词：“(略顿，忽然)追他去，给我追他去。”“(哀伤地)我丢了一个儿子，不能再丢第二个了。”其他如周朴园“寂寞地呆望着四周”之类的舞台提示也被删去。
与周朴园相比，1957 版《雷雨》对鲁大海形象的修改堪称是全方位的，从初出场的外貌描写到对与其相关的每个人物的态度、言词，几乎涉及人物心理、行为等各个方面，极为细密，其所涉文字数量要远远超过对其他人物的删改。
最突出的修改，同样集中在他与周朴园及周家的关系上。第三幕1936 版的一段台词为：
鲁大海：好，妈，我走了。
鲁侍萍：你上哪儿去？
鲁大海：(孤独地)钱完了，我也许拉一晚上车。
鲁侍萍：干什么？不，用不着，妈这儿有钱，你在家睡觉。
鲁大海：不，您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1957 版改为：
鲁大海：妈，万一矿上有人来，叫他到车厂子找我去。
鲁侍萍：(诧异地)矿上还有谁找你？
鲁大海：一个朋友。妈，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鲁侍萍：为什么？
鲁大海(满怀对母亲深挚的感情，信任地)我也许要回到矿上去。
鲁侍萍：(忧惧地)大海，你还去闹什么？
鲁大海：(安慰着母亲，低声，温和地)我们要闹出个名堂来。妈，不要看他们这么霸道，周家这种人的江山是坐不稳的。
第三幕，增加了台词“(掂着枪)这上面有我们的血。”第四幕删去鲁大海对周萍所说“你父亲虽坏，看着还顺眼。你真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有劲的东西”。在周萍大段诉说周繁漪的纠缠与自己的苦闷时，删去了鲁大海因此流露的善意和动摇，改为：“(厌恶地)我没这么大功夫跟你扯，我们跟你们有的是没了的账！你以为矿上那笔血债我们就算完了吗？”
涉及鲁大海的修改，不仅体现在如上文的关键处，在细节方面也得到了充分注意，如在其与周朴园对话时，“您”均被改为“你”，语气也更为强硬、激烈，如第一幕“他应当见我，我也是矿上工人的代表”被改为“你告诉他，工人代表鲁大海要见他”。
这种修改意图，也体现于鲁大海对待其他人物的台词和态度。第三幕，鲁大海在谈到鲁四凤时，1936 版的大段台词被删去，其中包括“她不过是一个没有定性平平常常的女孩子，也是想穿丝袜子，想坐汽车的。”“我没有看错。你们有钱人的世界，她多看一眼，她就得多一番烦恼。你们的汽车，你们的跳舞，你们闲在的日子，这两年已经把她的眼睛看迷了，她忘了她是从哪里来的，她现在回到她自己的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啦”等，这类删改，显然是因为涉及鲁家兄妹的政治属性。同因，凡有可能导致对鲁大海产生缺乏教养、缺乏人情印象的文字均被删改，诸多舞台提示的大量修改充分反映了这一意图，如“(刻毒地)”被改为“(仇恨地)”、“(狞笑)”被改为“(深沉地)”、“(暴躁地，抓住鲁贵的领口)”被改为“(盯视)”、“(轻蔑地望着四凤)”被改为“(望望她)”、“(冷冷地望
着鲁妈)”被改为“(一直耐着性子等着，劝慰地)”，而“(粗鲁地)”、“(乖戾地)”、“(阴沉地)”等提示被删去。
出于同样的政治考量，1957 版《雷雨》对其他人物也作了类似的修改。有关鲁侍萍，大量删改进周家时见到熟悉场景的恐惧，删去鲁侍萍与周朴园相见台词：“你——侍萍？”、“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删改鲁侍萍“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为“哦，天哪！”改台词“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为“她又被人救活了。”“妈最知道认命”被改为“妈最看得开。”“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做过的事”删去“命定”)，“(叹一口气)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傻话请你也不必说了”删去“傻话”)，鲁侍萍“(接过支票)谢谢你。(慢慢撕碎支票)”删去“谢谢你”。第三幕删去“可是(对大海)明天一早我就报告警察，把枪交给他”。结尾，舞台提示由“鲁妈立起，向书房颠踱了两步，至台中，渐向下倒，跪在地上……”改为“昂首返身走出。”
再如鲁贵，尽管依然保持了人物的基本属性，但在程度上显然有所调整。如第一幕，四凤对鲁贵：“(厌恶地)您说话的神气真叫我心里想吐”被改为“(厌恶地)您看您说话的神气！”“(厌恶地望着鲁贵做完他的偷窃的勾当，轻蔑地)”被改为“(望着他，冷冷地)”；鲁贵“(见着老爷，便不自主地好像说不出话来)老，老，老爷。客，客来了！”被改为“(躬着腰)老爷，客来了！”“老，老，老爷。客，——等，等，等了好半天啦。”被改为“老爷，客人——等，等了好半天啦。”在关于鲁侍萍出场的人物
提示中，删去“她的高贵的气质和她的丈夫的鄙俗，奸小，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删去鲁贵“提着一个旧包袱。他骄傲地笑着，比起来，这母子的单纯的欢欣，他更是粗鄙了。”删去鲁贵“(一口痰吐在地上)、(啪，又一口痰)(又一口痰)、(啪地又一口痰吐在地上)”三次吐痰及“满身肥肉，脸上冒着油，唱着春调，眼迷迷地望着鲁妈同四凤。”“(奸笑)”、“(假笑)”、“(谄媚地)”等提示。
对剧中的其他人物，1957 版通过看似微妙的修改，留下了不同的想象空间。如第四幕大量修改周萍的台词与舞台提示，改变了 1936 版人物的悔恨的一面。第二幕周繁漪台词中，1936 版称鲁侍萍“一个良家的姑娘”被改为“一个下等人的姑娘”，耐人寻味地令人联想到因人物身份而决定的阶级、政治特性。
这种修改宗旨，也体现在对舞台提示的删改中。对有可能产生政治联想的文字，作者也作了不多但颇为重要的删改。如周家“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删改为“帷幕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删去“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第二幕删去鲁四凤台词：“妈，您说什么？这儿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妈，这里老爷太太向来不骂底下人，两位少爷都很和气的。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还删去鲁四凤“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也能敛一敛眉头，很庄严地注视着”的外貌描写。
关于涉性文字的修改，主要集中于鲁四凤与鲁贵，量并不大，但很典型，充分体现着时代特征。
第一幕，删去四凤“走起路来，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明显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删去鲁贵“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第三幕将“沉闷中听得出池塘边唱着淫荡的春曲，掺杂着乘凉人们的谈话”改为“隔壁鲁贵又唱‘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个青春不再来’的春调(小曲)”。
1957 版本也有出于艺术目的的修改，如删去了鲁侍萍：“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变了”，以更符人物身份；改鲁贵花周冲送来的十块钱为两块钱，以使更合理；大段删去鲁贵向周繁漪要回 100 块钱的情节，以达到剧情更紧凑的目的。
1949 年，曹禺回到了阔别 15 年的北京，开始了作为官员、社会活动家的全新人生，而他需要面对的也是全新的时代、社会及全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这种背景正是曹禺修改《雷雨》原动力。
1949 年 7 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时代文艺的最高准则，周扬明确宣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P513)新中国文学体制、规范由此而确立，而文学评论的泛政治化愈演愈烈，最终进入无理性可言的境地。包括曹禺在内的大批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其处境，从会上茅盾代表国统区作的检讨性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可见一
斑，相较周扬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两者从气势上己现云泥之别。
50 年代初，《文艺报》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专辟“批评与检讨”栏目，一大批知名作家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纷纷在此亮相，真诚地或言不由衷地进行言过其实的自我批评与检讨。甚至能否在此亮相，何时亮相，都与对作家的评价及其时代定位有微妙的关系。1950 年《文艺报》第 3 卷第 1 期发表了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基于“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2](P16)的原罪意识，曹禺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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