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晓声受难生涯五个时期,供大家参考。
高晓声受难生涯的五个时期 ——The Five Periods of Gao Xiaosheng"s Distressed Career
作
者：
王彬彬
作者简介：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
《扬子江评论》(南京)2018 年第 20183 期 第 7-20 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8 年 09 期
1946 年春，中共在苏北根据地淮阴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9年 5 月，学校迁移到无锡，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到苏南后，首届招生250 人①，高晓声是其中之一，时年 21 岁。1950 年 4 月，高晓声从苏南新专毕业，被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备委员会。此后两年间，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②。高晓声在《三上南京》一文中说：“我第二次来南京是 1953 年元旦，这时候我已经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了。”此后五年间，高晓声在江苏省文化局和江苏省文联任职，生活在南京。1958 年，高晓声被遣送回乡。《三上南京》中说：“我记得，这一次离开南京的时间是 1958 年 3 月 10 日早晨”。又说：“经过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 1979 年 3 月 23 日早晨七时，我第三次来到了南京。”③
从 1958 年 3 月 10 日到 1979 年 3 月 23 日，高晓声生活在家乡常州武进县。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但是，对高晓声在这二十一年间的具体生存状况，人们的认识却是普遍模糊的。许多高晓声的研究者，都以为这二十一年，高晓声一直在务农，一直忙碌在田间地头，与文学彻底绝缘了，但这实在是误解。而这种误解，却往往成为研究的前提和立论的根据。
实际上，在这二十一年间，高晓声真正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时光并不算很长，而这期间，也并未与文学完全绝缘。
大体上，可以把高晓声的这二十一年分为五个时期。
1958-1962 年，是第一个时期。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高晓声是真正的务农者，与其他的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在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
1962-1968 年，是第二个时期。1962 年 2 月，高晓声被分配到常州地区武进县三河口中学任教，先是代课，很快转为正式教师。1968 年春，又被批斗、挂牌游街。到了 1968 年冬天，被押往三河口梧岗大队劳改。
1968-1970 年，是第三个时期。1968 年冬高晓声被押在三河口梧岗大队劳动改造，一直到 1970 年元旦。这期间，高晓声又恢复了田间地头的劳作生活。只不过身份与刚回乡的那几年不同了，已经是正式教师。
1970-1972 年，是第四个时期。1970 年元旦后高晓声从梧岗大队回到三河口中学。虽然有正式教师身份，但还不能正式上课，只能在学校做勤杂工。
1972-1979 年，是第五个时期。1972 年被公社从中学借调到菌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 1979 年春天离开常州回到南京，高晓声都在菌肥厂工作。
下面把高晓声这五个时期的主要行迹做些叙述。
第一个时期：1958-1962 年
这一时期，高晓声生活中首先值得说的，是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如果读过高晓声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能够对高晓声的第一次婚姻有很好的了解。《青天在上》虽然不是自传，但自传性无疑是很强的。读《青天在上》，也能对高晓声被遣送回乡后数年间的生存状况有相当了解。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陈文清，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晓声自己，而陈文清的妻子周珠平就是高晓声的第一任妻子邹珠萍。高晓声自己说过《青天在上》的“创作素材很多就出在我和亡妻邹珠萍身上”④。
关于高晓声与邹珠萍的相恋爱和相结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高晓声老友和挚友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谈及 1957 年的高晓声时，说：“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好像是姓刘，我见过，生得瘦弱而文静。两个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还有一位红尘的知己。人总要有一种寄托才能活下来，特别是知识分子。”⑤
高晓声苏南新专的同学、毕业后又是同事的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1955 年底他和叶至诚奉命赶写一个剧本，写完一幕，省话剧团便
排演一幕。后来又随团进京会演。这进京会演应该是 1956 年的事。陈椿年从北京回来，便在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高晓声的恋人：“我从北京回来，听说高晓声生病住院去了，便去看他。在病房里见到一个瘦瘦的怯生生的姑娘小周(邹)，也是病员。高晓声得的是肺病，在那个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后来便和小周(邹)好上了。”⑥
陆文夫说高晓声的恋人“好像是姓刘”，显然是记忆有误，而陈椿年也记不准到底是姓周还是姓邹。陆文夫说高晓声与邹珠萍本来是同学，由同学发展为恋人，而陈椿年则说两人是在医院里相识，由病友发展为恋人。
由高晓声堂弟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高明声说：“我堂兄高晓声生平有二次婚姻经历。他第一个情侣(老婆)是他们俩同在南京医院看病住院期间巧遇、结识、谈上的。那时他刚被戴上‘右派’帽子，精神受挫，仕途冷落，所以说他俩的婚姻也真是缘分。他俩是三次巧合结成情侣的：一是在同一医院看病；二是都是患上肺病；三是同乡人。大有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的意味，更有一种情投意合、一见钟情的爱慕。高晓声当机立断，把她从南京接回常州自己的老家，悉心照料，养病康复，在村上借了一间五步屋的小房子，作为新房安家。他俩很亲热，相敬相爱，互不嫌弃。高晓声口口声声叫她珠珠，后来我才知道珠珠是她的小名，她的真实姓名叫邹珠萍，是常州薛家王华村人，她是当教师的，知情达理，平易近人，惹人喜欢。她有二条很长、乌黑发亮的辫子，娇好的脸孔，端庄文静，人见人爱。”⑦
比较起来，高明声的说法最可靠。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是常州人，但并非同学，是同在南京医院住院时认识的。在南京的医院里，两个常州人容易亲近，遂由亲近变为依恋。所以，这是病房里产生的爱情，是病之花。在那时，肺结核还是“绝症”，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这爱情一开始就带着死亡的气息。
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说，1957 年，高晓声受到猛烈批判，而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没有任何人知晓他究竟去了哪里。大家都怀疑高晓声跳崖或投江了，“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之地”。但叶至诚叫大家不必紧张，他相信“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几天后高晓声出现了，当然受到“厉声责问”，而高晓声答曰回家结婚去了。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患有肺结核，在那时要结婚是有困难的，起码医生会不建议结婚。如果没有高晓声的突然落难，婚姻肯定不会来得这么迅速，甚至终于没有结婚也未可知。是高晓声的突然落难，让渴望的婚姻立即变成现实。当高晓声低头接受批斗时，萌生了立即结婚的想法，并很快下定了立即结婚的决心。两人都患着“绝症”，是不宜结婚的原因。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想想，两人都患着“绝症”，不也可以成为应该立即结婚的理由？陆文夫又说：“高晓声个性很强，他习惯于逆向思维。”⑧高晓声的这种逆向思维不但影响着自身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也在笔下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花了五元钱住一晚招待所，心痛不已，这是常规思维在起作用。然而，陈奂生终于心里一亮，拍着大腿转悲为喜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
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我以为，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其精神深处总与创造者自身的内心有某种形式的关联。陈奂生的这种逆向思维，也一定程度上是高晓声自身个性的投影。
这时期，高晓声必须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高晓声在《我的简史》中说，当时自己身患肺结核，体力劳动“很像鬼门关”，而“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是放我一条生路”⑨。堂弟高明声回忆说：“由于生产队里大都是姓高的家门里的人，当时又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起初他是带薪劳动的，不拿生产队的工分报酬，所以生产队里还能满足他搞样板试验田的请求，给了他一亩地，作为小麦样板高产试验田。”⑩应该认为，高晓声被遣送回乡劳动而非发配到遥远的边塞一类地方，对于高晓声可能是极其重要的。高晓声患有那时代的“绝症”肺结核，而且病得并不算轻，如果被发配到遥远而荒寒的异乡，能否熬过二十多年，是难以遽说的。当然，非常重要的，还在于老家的那个生产队，都是高姓族人。如果是那种“杂姓窝”，高晓声的遭遇肯定更悲惨些。
刚回乡时，是独自弄一亩地进行小麦高产试验，这说明高晓声一回乡就想在农业生产的创新上搞出点名堂，做出些令人注目的成就。这当然可以认为是要以新方式实现人生的价值，但也可以认为是要以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扭转命运。可以说，二十多年间，高晓声一直在以所能运用的所有方式与命运抗争着。
独自在一块地里进行高产试验，这意味着比集体性的劳动有更大的自由，劳动的节奏、强度都可由自己掌握，这对于高晓声的病躯，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高晓声自己则说，并不畏惧农业劳动：“另外，对于农业劳动，我其实也是从小就做惯的，熟门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汉也不能说我活儿干得差。”又说：“除了种田，我几乎把农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种如瓦、木、竹工，各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鸡、放鸭、养鱼、培养农用微生物……都学会了，我甚至想到老来什么都做不动了，怎么办？我便学做小篮子，觉得这种活即使坐在床上起不来了也能做。我无儿无女没有依靠啊!全靠自己救自己!”(11)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是力争活下去并且活得尽可能好些，也是以各种方式在反抗命运。
这一时期，疾病在高晓声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回乡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是与妻子都有着颇为严重的肺结核，也可以说是夫妇二人共同与病魔纠缠。妻子病逝后，便是高晓声独自与病魔周旋。妻子的病当然很严重，不然不至于婚后一年左右即去世。高晓声的病情也不轻。在散文《刃的怀念》中，高晓声说：“我 1950 年就有肺结核病，1958 年下乡
劳改前病情还轻，劳改只一年，肺上那个病灶竟变成 8×8 厘米的巨型空洞。”(12)病确实是重的，高晓声十分艰难地应付着这病。在那个时代，以高晓声的贱民身份，应付这样的病是极其烦难的，但高晓声从未想过放弃，这也是不肯服输的个性使然。高晓声那时须到常州城里去问诊求药。常州的潘英达与高晓声是“总角之交”，又在 1957 年同时遭难。在1982 年第 10 期《小说林》，潘英达发表了《我认识的高晓声》，这样写到这时期的高晓声：“尽管高晓声在坎坷的路上跌跌撞撞地挣扎，他要活下去的信念是与日俱增的。因此一有可能就上常州看病，力争保住青山。他每次来我家，真像个幽灵似的飘飘忽忽，一进门就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跟着的是呼噜呼噜地喘息。他照例不理会我家里人任何形式的招待，要在喘定之后，才说一句不说大家也明白的话：‘是来配点药的。’但他了解我的被监视的处境，总是傍晚才来，早晨就走。每次他走时，我也不敢送几步，只能倚在门框上，强忍眼泪，望着他那瘦小的倾侧着又佝偻着的身子，消失在拐角上……”(13)
这样的慢性病、“富贵病”，当然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我的简史》中，高晓声说：“我本来是有个爱人的，1958 年跟着我下乡去，可是她的肺病比我还重。1959 年就去世了，我同她都知道她过不了这一关，想不到竟这么快就走了。我买不到营养品供应她，想不出挽留她的办法。我只能痛责自己，如果不当右派，条件好些，她还死不了，现在连好些的衣服都卖了买药，还奈何得了什么呢。”(14)
妻子邹珠萍的死，在高晓声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多篇关于高晓声的文章，都写到了高晓声对亡妻的深沉怀念。
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邹珠萍死后，高晓声保留了她的一缕青丝，还在家中阁楼上摆上她的照片，每逢初一、十五，高晓声都要在照片前供上一炷香，陪她坐一会，说几句悄悄话。高晓声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他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夹着一张邹珠萍的照片(15)。
也是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的学生刘萃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另类”老师》中说，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宿舍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邹珠萍的照片，背面则有高晓声的“蝇头行书”，写的是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16)
陈其昌在《夜宿高晓声家》中说，曾于 1987 年 11 月和 1988 年 1月，两次留宿高晓声在常州的家，而感觉到高晓声家中弥漫着高晓声“对前妻的思念”。在高晓声卧室台板下放着一张邹珠萍小时候的照片，斜放镜框里则嵌着一张邹珠萍二十多岁的照片，高晓声说：“一张是待字闺中，另一张是同他相识相恋。”对此，高晓声的第二任妻子钱女士也能理解、谅解(17)。
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八十年代，几次与高晓声把酒相对，听高晓声流泪讲述邹珠萍的事。有一次陈椿年指出高晓声应该写写邹珠萍，而高晓声突然激动起来，“咚”地放下酒杯吼道：“是我不想写她
吗？!——我几次动笔，几次都写不下去!心里疼啊!”后来，高晓声终于忍着悲痛，写了实际上是惟一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这是他奉献在邹珠萍灵前的“一座用心血文字垒筑的墓碑”。陈椿年也说，终其一生，高晓声的卧室里始终挂着一帧邹珠萍的照片(18)。
有一点值得一说。高晓声在被遣送回乡的二十多年间，是仍然有工资的。1958 年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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