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渭河正阳大桥项目人员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公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大门开在北墙正中，四周筑砌青砖围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4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1
渭河正阳大桥项目人员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公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大门开在北墙正中，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公馆整体布局分两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灰色西式楼房(东楼、中楼、西楼)，对面一排平房是张学良将军的生平陈列馆和史实陈列馆。
东楼是机关楼，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龙、泰邦宪(博古)等爱国将领曾居住过的地方;中楼一楼是客厅、会议室，二楼是公馆机要秘书、公馆侍卫副官办公及卫士住所之地;西楼是张学良及其眷属居室;三栋大楼静静地矗立着，像是在守望着主人的归来，这种安详的氛围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西安事变，又被称为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积极的蒋介石，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通过此次参观教育大家深受教育，纷纷表示要以本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牢记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弘扬实事求是、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
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2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明白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我国家的领土，保护自我的民族，保护自我的国家的尊严。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
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终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我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明白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可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所以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
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3
西安事变纪念日学校组织了学习活动，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
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等处旧址，并举办有“张学良将军生平展”、“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和“西安事变”等基本陈列。共展出700余件历史照片、大量历史文件及几十件文物等。
没有历史功底的朋友估计会觉得很单调，但是如果懂点历史的话，会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现在看到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而成的，属于人文景观。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免门票的，整个景区分为四部分，平楼、两栋小楼、花园。建议从平楼第一展厅开始看，这样符合历史顺序，会让你循环渐进，真实的感受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如何舍身救国。张学良将军以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换来了几十年幽禁岁月，却从不后悔，不得不令人钦佩。第一栋小楼有他的题诗一首：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很震撼人心，像先烈们致敬!
关于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4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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